1955年，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度，上将的数量恰好和年份相符，都是55人。不过，有人可能会提到，开国上将一共有57位。这是因为后来补授了两位，其中李聚奎是在1958年才获得军衔，成为最后一位补授的上将。
展开剩余67%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李聚奎担任了129师386旅参谋长，并且在神头岭战斗中成功设下埋伏。之后，他还担任了冀热辽军区参谋长、西满军区参谋长等职务。在解放战争中，他在后勤战线工作多年，转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、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等职务。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李聚奎的后勤工作尤为突出。面对美军的轰炸，他意识到运输线的问题，经过请示彭总后，调集了两万多兵力，在三千多公里的交通线上建立了上千个信号站，确保一旦敌机来袭，及时报警，避免了大量军车的损失。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物资的传送效率，毛主席曾高度赞扬：在交通线两侧设岗哨，敌机一来就报警，军车迅速躲避，损失几乎为零，真是个创举。 除了运输问题，李聚奎还关注部队的粮食问题。他想到了长征时老百姓给红军吃炒面的情景，于是提出制作炒面作为野战食品，既易于保存，又方便携带，解决了部队在作战中的吃饭问题。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也曾表示，李聚奎的这一创举确保了军队的吃饭问题。 由于长期在后勤战线上工作，李聚奎的战功较少，1952年军队评级时，他被评为副兵团级，而昔日三位老部下杨得志、邓华和黄永胜却已是正兵团级。若换作他人，或许会心生不满，但李聚奎始终豁达大度，从不放在心上。 1955年，新中国实施军衔制，李聚奎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。国家需要解决石油问题，周总理决定由李聚奎来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。此时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：一旦离开军队系统，就无法获得军衔。这意味着，李聚奎如果接受这一职务，就等于放弃了获得军衔的机会。面对这一选择，李聚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服从组织的调动，去石油部门工作。他为国家寻找油源、开采油田，克拉玛依、大庆油田的开发都有他的贡献。 1958年，石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，李聚奎要求勘测工作实事求是，抵制官僚主义，因此他被调回军队。既然已经回到军队，李聚奎自然应该获得军衔。负责评衔的徐立清翻阅了他的履历，认为他有大将的资历，但大将的名额已定，无法再调整，于是带着材料找到毛主席请示。毛主席表示：他的军衔应该补上，授上将确实是低了，没有他在长征中掩护中央机关，新中国至少要晚十年。 李聚奎得知此事后，并没有感到沮丧，而是淡淡地回应：能低不要高，上将就行了！他的豁达和宽容令人钦佩。1995年，他在弥留之际，最后一句话是：我，一个老共产党员，一辈子为信仰奋斗，没有个人私产。他的高贵品格，令人敬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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